保山展馆在第七届中国—南亚博览会上亮点频频收获满满

[19] 《张载集》，章锡琛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第264页。

所以人和周围的世界打交道，其核心的观念在一个情字。传统的心性儒学，关注人的情感生活，注重个体的教化教养。

今人则往往把可欲理解为人的各种情欲和功利性的欲求，与孟子意旨不相切合。近些年，学界也出现不少重视情论的主张和观点，尤其是在郭店简、上博简等出土文献研究的推进下，学界对先秦儒家重情及性情互动的相关思想有了越来越多的认同。这是儒学与西方哲学区别的根本所在。实现你自己就是要在人的实存及其内在精神生活转变升华的前提下实现生命的真智慧和存在的真实，以达于德化天下，乃至参赞天地化育的天人合一之境。正因为如此，儒学与西方哲学有很大的不同。

儒家所言心性，非仅为一抽象的理式，它的内涵为物我的一体贯通。人心诸端既非某种预设性的现成天赋道德情感，亦非某种由积习而成的经验性情感。[18] 殷慧：《周敦颐礼学思想探析》，《天津社会科学》2017年第6期，第150-153页。

[73] 王美华：《礼制下移与唐宋社会变迁》，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77-78页。此时儒者们面临着汉末以来名教衰微的问题，名教即礼教[8]，所谓衰微，一方面是由于汉末动乱导致名教的规范作用被削弱。[28] 殷慧：《礼理双彰：朱熹礼学思想探微》，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第366-372页。理学家提出礼即理，努力从本末体用角度化解名教之礼与自然之理的紧张和冲突[13]。

注 释 [1] 陈来：《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根源》，北京：三联书店，1996年，第226页。[37]而这种让人主动服膺的教化之礼是宋代儒者理论建设的重点。

[13] 殷慧：《从自然到天理——玄学与理学关于名教之礼的思考》，《哲学与文化》2017年第3期，第23-40页。郭象曾认为：信行容体而顺乎自然之节文者，其迹则礼也。[23] 《张载集》，第326页。阳明礼教思想的这种民众化倾向正如余英时所说：王阳明在明代理学史上的划时代贡献，便在于他用‘觉民取代了‘得君，示学者另条‘行道的途径，因而使‘三代之治再度成为一种令人向往的理想。

[8] 陈寅恪指出：故名教者，依魏晋人解释，以名为教，即以官长君臣之义为教，亦即入世求仕者所宜奉行者也。见杨国荣：《王学通论——从王阳明到熊十力》，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8页。礼仪是出于人的，礼义则是出于天且合于自然之道的，天生万物皆有规律，人本其规律而参悟礼义，进而创制节文度数之礼仪。沟口雄三对礼教的分判，也有相似之处。

[19]礼有变化者与不变者，前者就礼之文而言，随时间和空间的不断变化，礼仪亦当有所损益。殷慧（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 来源：《孔子研究》2022年第4期 进入专题： 宋明礼教 。

[3] 耿天台云：里社之意，盖缘先贤礼教未泯灭也。[85] （明）黄宗羲：《明儒学案》，第704页。

[21][22] （宋）程颢、程颐：《二程集》，第367，144页。古礼如此零碎繁冗，今岂可行。[43]因此朱熹在以性论礼的同时体现出主体化倾向，他对前代学者的注疏乃至礼学经典本身都有所质疑： 或曰：经文不可轻改。以此来看礼教思想，则贵胄与农夫并无不同，四民异业而同道[78]，礼教当然不应只行于士大夫。虽贫且贱，亦得以具其大节、略其繁文而不失其本意也。[70]余英时以得君行道觉民行道判别朱熹与阳明的政治取向[71]，似乎朱熹之学的话语体系是围绕着君主与官方展开的，其实从《大学章句》《中庸章句》的诠释来看，朱熹主要的着力点仍是推动所有士庶的致中和。

而大人的特征便是以万物为一体、以万民为一人。[70] ［日］沟口雄三：《中国的冲击》，第133页。

见吴光主编：《刘宗周全集》第4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279页。主体化意味着礼教活动、礼教诠释中主体的在场，这种倾向与义理化相伴而生，在阳明以心言礼后尤为凸显。

七情有着，俱谓之欲，俱为良知之蔽。阳明对朱熹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以心论礼的转向上，而心与主体的关系更加密切，这一转向推动了礼教思想主体化的发展。

圣人恶其野而疾其伪，以是礼兴焉。阳明以心或良知论礼的做法，一方面延续了宋代理学对礼之依据的追问，因为心或良知是可以通过内在的感应来认知的，这使得礼获得了真正具有实操性的规范依据。[26]彻底将礼之本概括为天理，使礼教重新获得神圣性，这可以视作对程颐礼教思想的总结，对魏晋以来礼教之思的根本回应。不在哭与不哭，而在哀与不哀。

[55]客至而不哭，违背了以往一般意义上的礼制，但阳明眼中礼教的重点不在仪节，而在有无情感。而大礼议的结果与相关礼典的颁布，以及嘉靖之后阳明学的渐趋兴盛，无疑也都对整个社会的礼教产生着重大影响。

此后，侯外庐、张岂之等学者以封建礼教与礼教相区分，在指出前者之消极性的基础上对中国传统礼教进行回护[6]。从宋代开始，由于庶民地位的提升，礼下庶人的速度极大地加快了[61]。

阳明的礼教思想在义理化方面对朱熹进行了反思，实现了从天理到心或良知的转向，这使得人对礼的践履更富于主体性，也更具有现实性和可操作性。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39页。

[64] （宋）程颢、程颐：《二程集》，第240页。[17] 《王安石全集》，秦克、巩军标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252页。[16] （宋）司马光：《温公易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3页。阳明颁行《南赣乡约》，对南赣的昏丧诸礼进行了规范，强调约长等其各省谕约内之人，一遵礼制[79]，以求化民成俗。

三、礼下庶人：礼教的民众化 在宋明礼教思想的发展进程中，民众化也是其重要特点。[47] ［日］小岛毅、林松涛、蓝弘岳：《宋学诸派中之朱学地位》，漆侠主编：《国际宋史研讨会暨中国宋史研究会第九届年会编刊》，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525页。

曰：改经文，固启学者不敬之心。在魏晋名士看来，名教虚有其表，只能规范人的外在言行，却并不真正弘扬礼义，在追求本末之辨的魏晋玄学影响下，进而产生了以名教为末、摒弃名教的倾向[9]。

[63]司马光曾著《温公书仪》，以《仪礼》为基础，结合当时的社会生活环境，对冠仪、婚仪、丧仪进行了规范。大者，大之一也，极之谓也。